每当看到街头搬运家什或装卸货物的民工，我的心中便有一种揪疼的感觉，对民工父亲和二哥的记忆一下子把我扯回到童年。

　八岁时，我就认识了民工。只不过那时不叫民工，而叫“下苦的”。父亲就是我心目中第一个“下苦的”。那年初夏时节，第一次见父亲戴一顶旧草帽，拿一把闪亮的镰刀，腰间扎绑一条塑料袋，在母亲的唠叨和目送中，走出家门，拐过村头的老槐树，便不见了。问母亲，母亲说挣钱去了。

于是，我数星星、盼月亮，等啊等，等上十天半月，几乎要失望时，只听得大门外一声：“平儿娘，我回来了！”接着一个黝黑的小个子男人，已喘着粗气站定在院中，他正是父亲。我喜出望外，停下正在做的家庭作业，抢上前接过父亲手中依然闪亮的镰刀。我隐隐觉得，父亲兜里的钱就是这把镰刀和父亲一起拼着命挣回来的……

年轻的父亲就这样冒着酷暑赶往陕西当麦客，以此拉扯我们四个孩子逐渐长大，且供完我和大哥的学业。刻骨铭心的是，父亲为节省几个血汗钱，总是在往返途中一次次偷爬火车。我至今不明白，憨朴笨拙的父亲是怎样在列车执勤员威严的盯梢下，极艰难、极拘谨，而又悄悄地攀上火车顶部，不顾生命危险，带着抓不住的时间和风声，随火车奔驰在山川之间；更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瘦小的父亲在关中平原一望无垠的麦田里晕过几回又醒来几回后，仍然坚持着割完自己包揽的那一片麦子。　　  

二哥是我心目中第二个“下苦的”。由于家庭贫寒，他十二岁辍学后，随父亲去北道埠给富户人家送粪、锄地，当小工。十岁的我看到尾随父亲出门远去的二哥，仿佛觉得二哥再也不会回来了。于是，我独自跑到土房里抱头大哭起来，让母亲不解其意地哄我老半天。

而每次二哥返回家时，他的布鞋都脏破得面目全非，可我不在乎这个，倒是扳着他的身子，前前后后地瞅来瞅去，像是什么新发现似的……唯一让外出“下苦”刚回来的二哥高兴的，是我在学校考了好成绩，获得奖状和奖品的时候。那一刻，他浑身的疲劳似乎一下子不翼而飞，满脸堆起了平日里少有的笑容。然而，跟对父亲模糊的理解一样，也让我至今不明白的是，二哥当时小小的肩头到底能承担起多重的分量！虽然他现在仍然漂泊在外，但我安居小城的幸福，与他早年饱尝的辛苦是万万分不开的

　如今，我在上下班途中常常看到手提肩挑的民工，他们粗重的喘息和辛劳的背影，总使我忘不了儿时在外“下苦的”父亲和二哥，忘不了他们曾经挣的血汗钱是怎样支撑着全家老小熬过穷日子，直到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